從“原史”到“舊史”——《史微》與《經學抉原》之比較研討
作者：曾海軍
來源：《哲學動態》2021年第4期
摘要：作為經學“前史”的兩部代表性著作，《史微》與《經學抉原》在經史關系、經子關系、今古文傳統與寫作風格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具體而言，在經史關系上，張爾田提出“原史”“六藝皆史”，主張經史一系；蒙文通則提出“舊史”，主張經史異途。在經子關系上，張爾田將子學混進經學前史，視百家為“先王經世之術”；蒙文通則通過劃清經史關系，讓子學平行于經學，再用經學整合子學。在今古文經學傳統上，張爾田兼采古今，以今古文的傳統史學語境敘述經學；蒙文通則衝破了今古文的包養意思學術視野，對經學展開現代研討。《史微》與《經學抉原》彰顯出經學寫作中傳統與現代兩種分歧的學術形態，但經學的敘事價值并不克不及簡單以傳統與現代二分的標尺往權衡和區分，而是呈現出復雜奧妙的局勢。
關鍵詞：經學“前史”；經史關系；經子關系；經學敘事；今古文；
對經學產生的歷史過程的敘述，無疑是經學史寫作起首面臨的問題。經學既然有其歷史，當然也有其前史。但是，作為經學史現代寫作的開創者，皮錫瑞對孔子開辟經學的敘述卻有著某種反歷史的風格。在其經學敘事中，經學自產生之后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但經學產生自己反無歷史可言，《經學歷史》恰是在這種吊詭中展開的。與之分歧，張爾田尤為關注經學“前史”的部門，他以“原史”的名義努力于寫作經學產生的歷史，且有興趣延續了傳統經學的寫作風格。是以，其《史微》呈現出對《經學歷史》的自覺的反動。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則以“舊史”為名，運用現代學術的研討方式做“原經”任務。從“原史”到“舊史”，《史微》與《經學抉原》對“前史”的研討風格迥異，彰顯出傳統敘述與現代研討之間的宏大張力，富有比較研討的價值。
一 兩種分歧的“前史”
對經學前史的研討，起首觸及史觀的問題。《史微》首篇名為“原史”，張爾田說：“中國文明開自黃帝，黃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職，以貳于太史。”【1】此話淵源有自，劉知幾主張“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授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史官之作，肇自黃帝”。【2】他將歷史上溯黃帝，并指出“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而“太史掌國之六典”。【3】章學誠進一個步驟提出“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張爾田沿襲了後人的理路，主張“太史者，皇帝之史也”，“六藝皆史也”，“是為六藝，皆古帝王經世之年夜法，太史守之以垂訓后王”。1由此可見，張爾田“原史”的思惟脈絡清楚可見，屬于典範的傳統史觀。除“原史”之外，《史微》的各章目多以“原”字冠之，如“原藝”“原緯”，更有“原道”“原墨”“原法”“原名”等諸子之“原”。張爾田自稱《史微》是“為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4】，實際是“原”六藝諸子為“史”的任務。與《史微》同屬“原”經之前史的著作，蒙文通的《經學抉原》稱“抉原”，更凸顯了究原之義。此外，《經學抉原》也以“舊史”開篇，更顯示出兩部著作的類似性。
不過，兩者也存在諸多差異。就古史觀而言，張爾田秉持“中國文明開自黃帝”的唐虞三代敘述形式，代表了傳統的“一元”古史觀；而蒙文通的古史三系說則是多元古史觀的典範代表。在《舊史》章中，蒙文通指出：“是周季之學，類別有三：舊史為一系，魯人六藝為一系，諸子百家為一系。”【5】他在《古史甄微》中又提出了江漢平易近族、河洛平易近族和海岱平易近族的三系說。別的，張爾田多據“三禮”、《尚書》及《年齡》三傳等經書作傳統史觀的敘說；蒙文通則遍采群書，敘述列國之史，由三代圖史到齊人之史、楚人之史、三晉之史、魯人之史、杞宋之史等列國之史一一落實，其學無疑代表了現代史學的勝場。
其實，蒙文通所論“舊史”與張爾田所說“原史”在源頭處差異并不年夜，但其研討包養網站結論與傳統史觀比擬，可謂極具顛覆性。蒙文通認為，由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經“三代迭興，圖史不墜”，而后“列國又各有舊法世傳之史，至秦而夷滅盡矣”。【包養故事5】在他看來，三代圖史到列國之史自成一系，并終結于秦始皇的焚書，在流域上與魯人六藝并無重疊，這就徹底否認了張爾田“六藝皆史”的“原史”任務。對比而言，張爾田的“原史”是將六藝溯源于太史所掌“古帝王經世之年夜法”，主張太史所掌為源，孔子所訂為流，源流一脈，經史一系。蒙文通則指出，源自三皇五帝之書經過列國史的流變，因終結于秦而成為“舊史”，故與孔子所定六藝別為一系，經史異途，猶如“涇清渭濁之不成混”【6】。實際上，孔子所定之六藝與“舊史”不成能全無關系，若何拿捏此中的干系變得至關主要。若以源流論，則很不難淪為張爾田的“六藝皆史”；但若為擺脫源流一脈的魔咒，如皮錫瑞以“截斷包養網站眾流”的方法敘說六包養軟體經“斷自孔子”，卻又不難墮入主觀武斷的泥潭中。是以，在統一源流中若何截斷，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或許抽刀斷水水更流，好比康有為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書寫《新學偽經考》，剝離古文經學的史學傳統，這是對皮錫瑞“截斷眾流”邏輯的極端推演，終至疑古思潮將崩潰的矛頭指向本身。
與皮錫瑞的截斷眾流、張爾田的源流一脈的處理方法判然不同包養ptt，蒙文通最具特識之處是辨析孔子定六藝，讓六藝歸六藝、舊史歸舊史。他指出：“不決之六籍，亦猶齊楚舊法世傳之史耳，巫史優為之；刪定之書，則年夜義微言，燦然明備，唯七十子之徒、鄒魯之士、擼紳師長教師能言之。”【7】他明確將“刪定之書”區別于“不決之六籍”。其后蒙文通又主張“孔子固據魯以述文，亦變魯以協道”，將“變魯”之后與“魯之舊”分而為二，不再采用據魯為前、變魯為后的一系形式。關于“據魯以述文”，蒙文通指出，“古列國之史，國各分歧”，但是孔子所據之魯并非只是列國之一，而是周道“固不在周而在魯”。【7】在他看來，不僅周道，夏、殷之禮也皆“不在杞、宋而在孔子”【7】，孔子無疑是集年夜成者。至于“變魯以協道”，蒙文通寫道：“史遷書嘗稱：‘十歲則誦古文’，‘不離古文者近是’，‘至秦撥往古文’，凡遷、固書言古文，皆謂舊書之意耳。若史遷又稱孔氏古文者，正以示別于舊法包養女人世傳之史、九流百氏之說，而表見其孔氏一家之學也。”7康有為曾列《史記》“古文八條”皆為劉歆偽竄之文【8】，蒙文通則指出這恰是孔子變魯刪定之文，認為它們作為孔子協道之六藝古文，全然有別于“舊法世傳之史”。
章學誠稱“三代之隆，學出于一”，屢言其時“官師合一”，至孔子時則“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并確立了學術史“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的敘說方法。【9】張爾田與章學誠一脈相承，提出“自孔子以上，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皆聚于官守”，其后“周之東遷，皇帝掉官，百家始分，諸子之言紛然淆亂”。【10】張爾田所言“官”即章學誠所謂與師合一之“官”，其說既有《漢書·藝文志》中的“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等王官論，又有劉知幾所論“史官之作，肇自黃帝……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11】相較于以百家爭鳴表征學術繁榮的現代敘說，這一傳統史學的話語脈絡清楚，顯得更為靠得住。不過，傳統并不克不及依附本身確保其正當性，傳統史學內在的邏輯假如推演過當，就會出現問題。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就像個臨界點，此后學者論述史官文明走上自我膨脹的不歸路，仿佛后世華夏文明皆由其所塑造。
蒙文通對此有著甦醒的認識，他明確主張“諸侯史記，國各分歧，三代圖法，散存其間，則周世之實有前代文物，固足驗也。孟子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年齡》。’此謂衰周之異端百家學也。又稱‘堯、舜既沒，圣包養犯法嗎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說暴行又作，紂之身全國年夜亂’。此謂夏、商之異端百家也。又足見處士橫議之言，三代皆有，其書后世猶或可尋，又不獨年夜史圖法長期包養之僅存也”【7】。在蒙文通看來，“處士橫議”并非官師分離的結果，而是“三代皆有”的，若謂三代自有其正統之學則可，但若謂“學出于一”而絕無百家之學則非。由是，“官師合一”論不攻自破，史官文明僅為此中一系且已是“舊史”，百家之學是獨立的另一系。
二 諸子學的分歧定位
敘說經學前史就不克不及不論及百家之學，此為《史微》與《經學抉原》可資比較的另一個角度。在現代學術研討中，與經學的沒落比擬，史學與子學的位置飆升令人瞠目。論其緣由，借力西學當然已成常識，但傳統本身的邏輯亦不容小覷。張爾田的“原史”任務延續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導致包養留言板史學彌漫在整個華夏文明中揮之不往，其后才有蒙文通論說“舊史”的澄清之功。史學的發展與子學的變化同時進行，而對子學的定位在必定水平上反應出傳統史學內在邏輯推演的掉當之處。
張爾田一方面上承《漢書·藝文志》“諸子出于王官論”之說，詳列百家諸子之源于分歧王官；另一方面又發揮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認為“自孔子以上，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皆聚于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罷了矣”。【12】粗略看來，張爾田只是分頭敘述《漢書·藝文志》和章學誠的意思，但當兩者合在一路時，卻清楚多出一個他本身的意思：“是故由前而觀，六藝皆王者之史，根據于道家；由后而觀，六藝為孔氏之經，調和于儒家。”【12】所謂“根據于道家”從何而來?在《漢書·藝文志》“諸子出于王官論”中，原有道家出于史官一說，但史官僅為王官之一。根據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六藝作為先王經世之書，自黃帝初立史官，后世分為左、右二史，“降及周代，政教漸繁，史遂有五”【12】。張爾田將兩者一結合，就變成“百家學術可一言以蔽之，曰原于百官之史罷了”【12】。實際上，《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王官并不止史官一種，但后世史家僅發揮史官的建制，諸種王官皆得不到落實。這種由諸子出于王官到百家原于史官的轉變，并非偶爾。劉知幾云：“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困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13】經由他的敘說，六藝與諸子的前史同為百官之史，兩者都是皇帝掉官之后的產物。分歧的是，六藝經由孔子之手，故得以確立為萬世之教；諸子則不過是“霸道既微，官掉其守，流而為百家，而后諸子之言始紛然淆亂矣”【12】。在張爾田看來，道家底本出于史官，兩者的綰合必有一個邏輯環節，即“史官之大批獨降為道家”，道家位置的上升就是邏輯的必定，“根據于道家”即由此而來。12可見，張爾田所論經學前史實是一種歸本于道家的前史。自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之后，傳統史學走到這一個步驟有著本身的邏輯理路，此風一開，其后各種道家與史官之論甚囂塵上。
令人迷惑的是，張爾田一面延續章學誠所言諸子“紛然淆亂”之說，一面又聲稱“六藝者，先王經世之跡也；百家者，先王經世之術也”。【12】既然六藝是先王之跡，百家是先王之術，百家清楚不輸六藝，又怎會紛然淆亂呢?細繹個中緣由，張爾田接續“紛然淆亂”說的同時，又特別表包養妹揚道家的特別性，進而對百家諸子做整體性的從頭定位，由此導致其理論不自洽。具體而言，張爾田將百家稱作“先王經世之術”，顯然來自《漢書·藝文志》論道家“此君人南面之術也”。為了將百家統一為“先王經世之術”，他稱“道家古太史之術，墨家古祝史之術……雜家者，宰相論道經邦之術”【12】，而“儒家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術也”【12】，“道家君人南面之內術，而法家則君人南面之外術也”【12】，等等。百家作為先王經世之術是道家作為君人南面之術的拓展，可以說，百家位置的整體性遷升實沾恩于道家。反過來，百家所代表的經世之術也襯托出道家的優越性。因為道家以“昔者黃帝既執道以濟全國矣，了解為君人之要術”【12】為發端，從一開始就占據著制高點。在張爾田看來，道家與各家存在著最基礎差別：“蓋道家所明者君道也，百家皆出官守，所明者臣道也。君道者，天道也；臣道者，人性也。”【12】道家與其他各家分別代表了君道與臣道，還有什么差別能年夜過君臣的呢?基于此，張爾田進一個步驟指出：“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術，六藝之長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師承也。”【12】依照其邏輯，道家順理成章獲得“百家之祖”的位置。不過，張爾田這般敘說百家諸子時，能否考慮過這與“紛然淆亂”之間的不協調，就不得而知了。
在張爾田的敘述中，受道家位置影響的不只百家，還有六經。他將六經稱作“先王經世之跡”，顯然來自《莊子·天運篇》中“六經，先王之陳跡也”之說。在此基礎上，他進一個步驟解釋道：“謂之跡者，蓋六經皆先王經世之粲然者，而道家則六經之意也。自皇帝掉官，史與道分，孔子問于老聃而刪述焉，六經折進儒家而先王之意隱矣，道家所言，蓋嘆之也，豈可以此謂道家出于六經之外，而與吾儒異原邪?”【14】張爾田以六藝為“先王經世之跡”的觀點，粗看與章學誠“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15】之說類似，但他有興趣徵引《莊子》書中的老子言，實則已包括“道家則六經之意”的主張，這與章學誠的主張相往甚遠。細推而言，張爾田認為六經是先王之跡，若“道家則六經之意”，那儒家算什么呢?他提出“六經折進儒家而先王之意隱”，豈不是意味著六經與道家更為契合?孔子刪定六經，豈不是得承道家之意?確實這般，張爾地主張孔子不僅師承道家，還得兼道家，且孔子由司徒之官上升為史官之統，傳儒家而兼道家。他指出：“雖然，儒家者，助人君順包養金額陰陽、明教化之術也；孔子之道，君人南面之術也。儒家雖傳于孔子，而缺乏以盡孔子，蓋孔子自端門授命，已由司徒世官上躋史氏之統，而以儒家嗣緒傳諸門生矣，故人知孔子為儒家，而不知孔子實兼道家也。知孔子兼道家，而不知孔後輩子皆儒家也。”【14】不難看出，張爾田對諸子的論說極不融洽，尤其是孔子兼道家之說。若何懂得這一觀點呢?在孔子、儒家和道家三者之間，張爾田有興趣表揚道家，無意貶抑孔子，但隨著道家的位置上升，儒家的位置必定降落，他為了確保孔子的包養app位置，才得出孔子兼道家這種希奇的結論。儒家若“缺乏以盡孔子”，豈非儒家的掉敗?這樣的儒家若何能確保孔子的位置?張爾田對經學的敘說，不僅主張經源于史，又因道家與史官的關系，認為經學的源頭又與道家有著莫年夜的干系。可見，在經與史、經與子之間，張爾田都未能厘清這些關系。其溯源不僅無助于懂得經學，反而使得經學變得更復雜了，是以，敘事的傳統性并缺乏以確保其理論的正當性。
與張爾田的傳統敘事分歧，蒙文通對百家之學的論說加倍現代，他對現代史學的各類文獻無所不采，并無傳統經學家僅重視經書的意識。在蒙文通看來，上古的多元歷史資料能夠更多地隱躲在各類子書當中。受其師廖平的影響，蒙文通也從數量龐年夜而參差不齊的子類群書中發現蛛絲馬跡，并根據其需求重構理論系統。普通認為，廖平以子學的方法研討經學，而蒙文通以經學的方法融會子學。與其涇渭清楚地劃分經史關系比擬，蒙文通對經子關系的處理顯得含混不清。他在《經學導言》中采取莊子“道術將為全國裂”的視角，并根據司馬遷的“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觀馴”，主張“道家黃帝的學術范圍包羅得很廣”，后來的諸子百家“一齊都從這里發生出來，可是他們都歸本于黃帝”，由此提出“足見中國現代的學術，只是古史和道家罷了”。【16】可見，張爾田所論道家與古史的特別關系，在蒙文通這里獲得延續。在百家均淵源于道家這一點上，兩者并無不合。只不過張爾田認為道家與古史都統一于道家，經源于史，道家彰顯六經之意，蒙文通則將道家與古史并列。但蒙文通并沒有堅持諸子源于道家的主張，他在《經學抉原》中往失落了《經學導言》專門論“諸子”一節，主張諸子的內容除了地區上的分別，僅與西漢的傳記之學有所關聯，即只在主流上討論諸子。由此可見，在經學前史的問題上，蒙文通戰勝了時人的影響，沒有攪渾經學的源頭。
須指出的是，蒙文通的思惟前后多有變化，這集中體現在其對諸子的論說上。好比後期他多以地區論諸子學，分為齊、魯、晉三派，每一家皆統合于相應的地區；后期則依循“儒分為八”的思緒，主張各家學說均與此八派相關。就諸子學而言，蒙文通在良多方面不乏洞見。他所論自三代皆有處士橫議，百家之學異于舊史而別為一系，皆發後人之所未發。他對魯學、儒家和孔子的定位，亦多見其心得。蒙文通說：“魯學是六經的正宗，孔子的明日派，是醇正謹守的。”【16】對于儒家，他強調說：“道家只顧奧秘的生涯，難免遺失落了形而下的一層；墨家是只顧現實的生涯，難免遺失落了形而上的一層；孔家不是調和于兩家之間，也不是取他們一家半頭來湊合起成一塊，只是他的學說不溺于物，不淪于虛，是他認定性靈只是氣質的性靈，他是認形而下即是形而上，是孤芳自賞的，是靈肉分歧的。這種說法便自立于二者之間了，又是很正確並且正是人類的天性的。我想，這即是孔學至中至正的處所，也就是孔學能夠獲得多數人批準的處所。”【17】別的，他重申了孟子對孔子的推重：“孔子固據魯以述文，亦變魯以協道，此孟子之所以贊孔子為賢于堯、舜，生平易近以來未有者也。”【17】蒙文通所言實出于現代史家的心得與特識，而非沿襲傳統的結果，故而顯得難能可貴。
自蒙文通之后，傳統的經史子集研討一方面因現代學科的分化變得加倍疏離，另一方面又因實證科學方式的滲透而愈加消解了文獻間的界線。依照傳統分類，經史子集四類文獻之間界線清楚，尤其是在確定的經書基礎上構成的經學，從六經到十三經，經書的數量與內容均清明白楚。而傳統與現代學術的一包養合約個基礎分野，便是否在學術研討上堅守這種文獻的界線。蒙文通對于各類文獻無所不采，他從現代史學的立場出發，認為在上古史的研討中，子學有著比經史更為主要的文獻價值。他明確主張：“古史奇聞，諸子為詳，故訓讖緯，駁文時見。比輯驗之，則此百家雜說，自成統系，若或鄰于工作。而六藝所陳，動多違忤，反難免于迂隔。”【18】在他看來，史學與子學的文獻早已不分彼此，而經學與子學的界線也就沒那么清楚了。蒙文通進一個步驟指出：“蓋六經傳記，既互取以為書，而孔氏徒人，又或收支于九流之學，故又漸取之諸子以進記。……是孔後輩子散于九流，故傳記又往往取諸子以為書。”【17】由此可見，在蒙文通那里，諸子之學匯合于漢初的傳記之學，后因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主張而使諸子之學廢止。分歧于張爾田將子學混進經學前史的敘述中的做法，蒙文通讓子學平行于經學，再以經學整合子學，這是其在劃清經史之外台灣包養網，對經與子的關系作出的定位。
三 衝破今古學視野
蒙文通以現代古史學的研討方法寫作經學和張爾田在今包養甜心古學的傳統史學語境中敘述經學，這兩者的區別甚巨，需求作進一個步驟的比較。具體言之，張爾田的《史微》有著很清楚的今古文傳統，遭到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浙東史學和龔自珍為代表的常州學派的影響，其學兼采古今，雖不拘于今古卻依舊在今古學的傳統學術形態之中。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寫作于現代古史學方興未艾之時，雖然有別于當時諸多的古史立場，卻屬于典範的現代古史研討范圍。由于今古學屬于傳統學術形態，古史學屬于現代學術形態，《史微》與《經學抉原》正好代表了傳統與現代兩種分歧的學術形態。蒙文通與張爾田之間的差別在很年夜水平上也與他們收支今古學親密相關。其實雖然與始終在今古學路上的張爾田的學術路徑分歧，但蒙文通并非與今古文傳統毫無關系。恰好相反，蒙文通的學說有著鮮明的今文經學顏色，他師從今文經學年夜師廖平，包養網心得經史之別的學問理路顯然更接近廖平、康有為今文一系；加上蒙文通自己從“少好公羊”到其學三變之后，以西漢今文學為禮制幻想，是以其學與今文學一脈相承。不過，蒙文通的學問終究脫離了今古學的傳統形態，若依照其子蒙默所說“蓋自今古之學出，繞一螺旋式圓圈而復歸于今古學”【19】，這一“螺旋式圓圈”不免難免繞得太年夜。筆者認為，蒙文通的“復歸”也只能是以現代史家的成分復歸。王汎森撰文將蒙文通的學術研討定位為從經學向史學過渡的例子，雖有學者表現質疑，但這僅表白，在當時從經學到史學這一學術轉變進程中，蒙文通這一例子顯得更復雜罷了。王汎森具體論述了蒙文通學術轉變的五個環節，此中就包含“丟失落今、古包養網推薦文之爭的老問題，代以現包養條件代包養網單次史的問題”，此處“丟失落”之義可以與“自今古之學出”相通；別的，蒙文通“接收19世紀東方史學的影響，尤其是種族、地輿兩種原因”而開展古史研討的事實不容有疑。【20】
張爾田的學問形態無疑是傳統的，卻并不料味著他缺少現代意識。在那樣一個傳統與現代思惟碰撞融合的年月，基礎不成能有學者完整隔離于現代意識。因此，張爾田的“傳統”一定有對抗“現代”的自覺在內，這集中表現在他對“新史學”的批評上。但是，經學家們的對抗往往難以從容不迫，最凸起的例子是廖平以經學對抗哲學，他急切地調動一切用得上的古典文獻，作各種各樣的糅合，但是他在守護傳統的過程中又非常吊詭地摻雜著極現代的元素，好比東方的進化論。別的，皮錫瑞的《經學歷史》以非常明快的風格聲稱，“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并一一論說《易》《詩》《書》《禮》《年齡》“皆經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經也”。【21】皮錫瑞這種簡明的立論風格有其時代佈景，表達出他力證經學為“簡明有效之學”的專心，表達“專治一經，固屬易事；兼通各經，亦非甚難”的意思。【21】但經學自開端而后流傳兩千余年，紛繁復雜亦在所難免，一味力圖簡明生怕掉之過多。皮錫瑞以過于明快和簡易的方法敘述經學歷史，未嘗不是帶著某種急切的專心在對抗現代學術。同樣的明快之風也彌漫在《史微》中，張爾田由黃帝以下的古史系統敘述經學，主張六藝是上古帝王經世之年夜法，而后流進平易近間成為百家之學，并將六藝諸子皆統于史；又以根據于史官的道家統歸于孔子，以史為三代之政，以經為萬世之教；又以孔子說經為今文、采包養網ppt經為古文，等等。其整個經學系統顯得整齊明快，絕不拖泥帶水，仿佛經學史上的各種紛爭甚至今古文的對立，都逐一冰釋融化了。張爾田的這種明快風格無疑帶有鮮明的現代特征，此外，其“六藝皆史也，百家境術，六藝之支與流裔也”的有名論斷，未必不是跨越經史子集的界線而調動各類思惟資源的表現，這也是極具現代意味的行為。
相較而言，蒙文通的現代史家成分使其急切的對抗感年夜年夜包養dcard獲得緩解，他不需求反對現代觀念，反而可以更為從容、專注地研討傳統。他在研討方式更換新的資料之同時伴隨著研討問題的迭代，種族、地輿的研討視域帶來上古史的新論域，并勝利將今古文之爭變成老問題。但這些只是外緣的助力，蒙文通的學問有其本身的邏輯。他在《經學導言》的結語中寫道：“經學到了近代，廖季平師長教師從禮制著手講今、古兩學，以后康、章兩師長教師只是把他的說法年夜年夜的申論包養意思一番，也可說兩派的旗幟愈見清楚，但不克不及說是向前進展了。石城江慎中把齊學、魯學的問題，要拿來替換今、古的壁壘……接著劉申叔師長教師也提出齊、魯學的問題，認定古文都是魯學；陳漢章、章太炎也約略說了一些討論齊、魯學的話。……後面有人講了許久的今、古學，后來又有許多人提出齊、魯學，這天然是令我們滿意的了，我們是要認為進步的了，畢竟近代經學是不是進步超過前代，我們對近代儒者是不是滿意的很，這卻是個問題。”【22】按蒙文通的說法，自其師廖平著手講今、古學，康有為、章太炎只是進一個步驟闡釋，算不上進步。同時，早在江慎就有以齊、魯之學取代今、古的意思，其后劉師培、陳漢章、章太炎也都有觸及齊、魯之學的討論，這比擬今、古學的講法自有其進步，但這種進步仍然無限。言下之意，需求有人推動更年夜的進步。其后蒙文通在《經學抉原》“序文”中有更細致的說法，他指出廖溫和劉師培“兩師長教師言齊、魯學雖分歧，其舍今、古而進談齊、魯又一也。廖師又曰：‘今學統乎王，古學帥乎霸。’此皆足導余以先路而啟其造說之端。……推本禮數，佐以史文，乃確信今文為齊、魯之學，而古文乃梁、趙之學也。古文固與今文分歧，齊學亦與魯學差異。……上溯博士今文之義，開以為齊學、魯學，下推梁、趙古文之義，開以為南學、北學。推本鄒、魯，考之燕、齊，校之晉，究之楚，豈敢妄謂于學有所發。……茍徒執齊、魯、晉、楚以言學，蓋猶細緻滅裂之尤，固未足以當識者之一哂也”【23】。蒙文通執齊、魯、晉、楚以言學，講明了以此代替今古學的內在理路，并表現此乃師承廖平、劉師培兩師長教師舍今、古而談齊、魯而來。
蒙文通以地區論學，雖前有所本，但就其學說的系統性而言，無疑具有開創性和建設性。他以地區論學，無疑衝破了傳統今古學的視野，既使傳統學問呈現出新的面孔，又不掉其一貫的價值立場。據其子所言：“后更進而以今文、古文之分亦未可托，而以廖氏已萌蘗之齊、魯、古(燕趙)學處之，且更易‘燕趙’為‘梁趙'(或晉)。……今、古皆秦后之說，而齊、魯、晉方為秦前之學，當為六國本來臉孔”；“又云：‘言今、言古，終秦漢以后事，皆無當于晚周之旨也。’是師長教師之論經學當棄今、古而上溯先秦之意甚明。”【24】其實，蒙文通衝包養sd破今古學視野并非僅此一途，還有其對焚書問題的論說。從文獻角度上說，今文、古文經構成的決定性事務是秦始皇焚書。凡是的說法是，除《周易》因卜筮之書的性質而幸免于難外，其他經書皆毀損嚴重。西漢廢除挾書令之后，各種經書才得以逐漸重現，由此也出現今文、古文經之別。秦始皇焚書天然不假，蒙文通卻力辯焚書并未導致經書的損毀，同時也沒有中斷經學的傳承。他認為，秦始皇所焚之書為“私學之書”，所坑之儒為“違禁之儒”，故而焚書“必非謂魯之六經”，而坑儒則并不針對未違禁之儒，若謂“焚孔子之書而坑孔子之徒，是必否則”。蒙文通以諸子書與《詩》《書》同為秦人所禁為由，指出既然諸子書台灣包養網不因焚書而亡，則“六經不亡，固足驗也”。【23】不過，蒙文通并不克不及否認秦始皇所焚全國之書包含魯之六經，只是博士官所職不焚。他乃是依據博士之職的延續性，論證六國之前的文獻至漢武帝獨尊儒術之時，傳承不絕且未有中斷包養妹。他明確說道：“至于六國，不廢其守，博士之職猶存，則秦前文獻不墜可征也……自焚書至陳涉之起，博士之官自未廢，則文獻自未亡。……自秦亡迄孝武表章六經，博士之傳不絕，則博士之經不殘又可知也。”【23】由此，他得出結論：“孔子之術，誠不因坑焚而隱晦，亦不待除挾書之律而顯明。”【23】在蒙文通的《經學抉原》中，特別增設“焚書第二”，表白這個問題對衝破今古學視野有很主要的位置。誠如蒙文通所論，今古學之別既掉往了文獻上的依據，今古學之爭就完整變成一個假問題。這種釜底抽薪的方法初聽起來比較震動，實則很難見效，因此他的這一論斷并不如其在思惟上的創獲有影響力。不過，這一問題對蒙文通的學問體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表白他已徹底走出傳統學問的形態，自覺以現代史家的成分研討傳統，因此他對經學敘事也呈現出新的面孔。
余論：傳統與現代的敘事
綜包養金額上所述，本文試圖說明，事理無分傳統與現代，事理的靠得住才具有最終的決定性。自事理而言，《史微》源經、子于史，實則既混淆經史，又混淆經子。而《經學抉原》區分經史，并以經統子，堅持了經學本身的獨立性，在事理上顯得更為靠得住。不過，隨著現代研討方式敏捷迭代更換新的資料，蒙文通的諸多研討結果甚至早已過時，《史微》反而不會有這方面的擔憂，其學術價值也不是《經學抉原》所能代替的。本文力圖衝破傳統與現代簡單二分的形式，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探討更具價值性的東西。
傳統與現代本是一個復雜的互動過程，傳統總是不斷地疊加現代而成，現代又總是不斷地掙脫傳統而生。同時，并非一切現代都能理所當然地進進傳統，也并非一切傳統都能必定地塑造現代。比擬于沒有方向的現代，傳統顯包養管道得更靠得住；比擬于守舊的傳統，現代顯得更激進。每個時代中傳統與現代的在場方法各不雷同，對于有的時代，所謂現代能夠只是傳統的延長；對于有的時代，所謂傳統能夠只是現代的斷裂。在傳統與現代這種生生世世的瓜代之中，有一個叫“現代性”的觀念顯得非分特別凸起，其與“古典性”構成另一對既分歧又關聯的范疇。中國經過上百年的反傳統之后，再來反思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早已變得不是從頭接續傳統那么簡單，因為現代也有“現代性”，現代也有“古典性”。有人依舊逗留在反傳統的意識形態中，有人卻已經進進反現代的意識形態。問題變得實在太復雜，筆者以張爾田與蒙文通的經學著作為個案，也只是試圖供給一點反思的線索。
相對于現代改革的絕不留情，傳統自己往往自帶一種溫情。誰也不了解後方意味著什么，但過往總有值得愛護之處。好比，針對王國維熱衷于現代考古之法，張爾田開啟了傳統的溫情形式，表達了深切的擔憂：“凡一國文明，進此中者如飲食然，日用而不知方能凝結而耐久。以其為古也而考之，則已離乎文明圍范，其考之也愈精，則其離之也愈遠。久之信賴前人之心亦愈薄。”25其實，傳統與現代也不長短此即彼地分布在分歧人身上：與同時代的人比擬，王國維其實有極傳統和守舊的一面；蒙文通與王國維有類似之處，他作為現代史家也有相當守舊的一面。在過往上百年的反傳統進程中，中國學者們一個比一個激進，他們相對傳台灣包養網統和守舊的人往往顯得加倍“先進”。
但是，就學術而言，傳統與現代的敘事包養一個月價錢方法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感化。整體上更傳統的《史微》很難說比更現代的《經學抉原》更具學問的正當性，傳統的敘事并不克不及成為張爾田的優勢；同樣，現代式的研討也沒有成為蒙文通的劣勢。若無現代的研討范式或傳統的滋養與關懷，蒙文通生怕很難達到這般高的學術成績。張爾田對經學進行的傳統敘事，蒙文通對經學展開的現代研討，兩種分歧的學術形態很難讓我們不帶著傳統與現代相分的目光往端詳，但其間的得掉又很難用傳統與現代二分的標尺往權衡。傳統與現代并非供人選擇的非此即彼的兩樣東西，通過對張爾田的《史微》與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兩種經學寫作的比較剖析，筆者想表白：傳統抑或現代的敘事，自己既非優勢亦非劣勢，或許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問題的存在往往離不開傳統與現代的二分，但解決的辦法則不在于選擇傳統還是現代。明天的學術寫作際遇，已然身在現代的研討狀態之中，但我們既不用決心地恢復傳統的敘事方法，亦不用忌憚傳統的書寫體例。
注釋
1張爾田：《史微》，上海國民出書社，2010，第1頁；第1頁。
2劉知幾：《史通新校注》，趙呂甫校注，重慶出書社，1990，第633頁。
3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頁。章學誠提出“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全二冊)》，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第230頁)
4張爾田：《史微》，“凡例”第1頁。
5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國民出書社，2006，第56頁；第56頁。
6蒙文通：《古史甄微》，載劉夢溪主編《廖平蒙文通卷》，河包養甜心網北教導出書社，1996，第337頁。
7蒙文通：《經學抉原》，第59頁；第58頁；第58頁；第59頁；第57頁。
8參見《康有為選集》第1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第370—371頁。
9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全二冊)》，第150、93、60頁。
10張爾田：《史微》，第1—2頁。
11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634頁。
12(11)(12)(13)(14)張爾田：《史微》，第1頁；第2頁；第7頁；第10頁；第8頁；第2頁；第8頁；第27頁；第42頁；第30頁；第18頁；第20頁；第19頁。
13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頁。
14張爾田：《史微》，第21頁；第42頁。
15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第1頁。
16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5頁；第26頁。
17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6—37頁；第59頁；第66頁。
18蒙文通：《古史甄微》，第337頁。
19包養甜心蒙默：《重編媒介》，載蒙文通《經學抉原》，第6頁。
20參見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討》2005年第2期，第65頁。
21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4，第1頁；第250頁。
22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9頁。
23蒙文通：《經學抉原》，第54—56頁；第59頁；第60頁；第61頁。
24蒙默：《重編媒介》，第1—2頁。
25張爾田：《致王國維》，載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10，第2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