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譚嗣同的國學觀
作者：魏義霞
來源：《光亮日報》（2016年01月11日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是仲春初二日壬辰
耶穌2016年1月11日
近代國學對應的是外來之學，基礎含義是本國固有之學。而在分歧的思惟家那里，對于固有之學的稱謂并不統一。梁啟超在作于1902年的《中國史敘論》中第一次應用國粹概念，并且屢次用國學代表中國學術，國學由此成為風行語。在此之前，嚴復習慣于應用中學概念。而康有為、譚嗣同則同用儒教概念，并引發了兩人國學理1對1教學念的諸多雷同舞蹈教室之處：第一，康有為、教學譚嗣同將中國固有之學統稱為儒教（又稱孔學、孔子之教或孔子之學，講座場地四者異名而同實），出于以教治教的動機，在有興趣無意中彰顯了中國外鄉文明的宗教意蘊。第二，與私密空間以儒教稱謂中國固有之學一脈相承，康有為、譚嗣同將諸子百家歸為孔學一家，意味著將孔子視為中國外鄉文明的代言人，也表白了孔子的至上權威。這一做法與嚴復對老莊的推重差若云泥，與梁啟超將孔子和老子、墨子一路奉為“三圣”相往甚遠，與章炳麟斷言老孔墨三人中墨子在品德上超出老孔、老子在學問上勝于孔墨迥異其趣。
這樣的國學理念在某種水平上框定了對諸子的成分歸屬和對經典的選擇認定。以莊子為例，康有為、譚交流嗣同異口同聲地認定莊子是孔子后學，并在莊子傳孔子高級之學（康有為）或莊子是孔子明日傳（譚嗣同）的條件下，借助孔子的名義詮釋莊聚會場地子的思惟。康有為、譚嗣同的以孔釋莊與嚴復、梁啟超和章炳麟名義上的以老釋莊涇渭清楚，與章炳麟一面對莊子頂禮跪拜，一面對孔子表現不屑天懸地隔。就經典的選擇和認定來說，兩人均重視四書五經代表的儒家經典，尤其是對《年齡》《周易》奉若神明。與康有為、譚嗣同分歧，在嚴復的視界中，作為中國哲學代表的是《周易》《老子》《莊子》；“三圣”鼎峙吐露出梁啟超的開安心態和不受拘束意趣，也使他眼中的國學經典最為豐富。章炳麟則在公開反駁康有為的“‘六經’皆孔子作”的同時，對《莊子》尤其教學場地是會議室出租《齊物論》情有獨鐘。
近代國學肩負著救亡圖存與思惟啟蒙的雙重歷史任務，旨在面對西學這個“他者”而彰顯中學這個“我者”。這表白，作為中國固有之學的近代國學從出聚會場地現之日起就伴隨著與外進之學即西學的關系問題：一方面，面對中國的積貧積弱和東方的堅船利炮，近代思惟家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后挨打共享空間，開始以西學為參照反思、審視中國外鄉文明，同時學習、借鑒東方文明。另一方面，抵御外侮離不開中華平易近族的成分認同和文明認同，凝集平易近族精力的需求促使近代思惟家尋找中華平易近族的精力家園。于是，一面接收西學創新中學，一面在價值上堅守中國固有之學的薪火相傳成為近代國學家的配合做法。
無論是出于矗立平易近族精力的心思還是出于攀緣西學的需求，近代思惟家都確定中學與西學雷同、相通；并在這個條件下不約而同地聲稱東方有天然科學，中國也有，莊子等人所講的進化論早于東方數千年；東方有宗教、哲學，中國一應俱全：嚴復將《周易》與《老子》《莊子》說成是中國哲學的三年夜經典，不僅證明中國有哲學，並且證明中國哲學比東方早且好，以致于東方哲學則“不出《老子》十二字”。康有為、譚嗣同同樣認為中西之學雷同，中學高于西學，但在對中學高于西學的具體認定與懂得上則年夜相徑庭：對于中西之學同在何處或許說中學比西學高在哪里，康有為、譚嗣同毫無懸念地說成是儒教或孔子之學。二人斷言仁是儒教、釋教和耶教的配合點，仁最基礎的內涵是不受拘束、同等、博愛和平易近主。這既以仁為切進點凸顯了中西文明的分歧性，又以西學為參照，將不受拘束、同等、博愛和平易近主等近代價值理念注進儒教之中，推動中國固有之學的內容轉換。值得留意的是，由于將仁奉為宇宙來源根基，聲共享會議室稱仁放諸四海而皆準，康有為、譚嗣同忽視中西之學的差異性，在宣稱儒教推重仁，仁是儒教、釋教和耶教的配合點的同時，極力彰顯中西文明的雷同性。這使兩人認定的中西之學的雷同性有別于其他近代國學家，具瑜伽教室體表現則是以仁作為前言，買通中西文明，由此導致兩人的國學觀只講世界性而不講平易近族性，空想憑借仁（慈善等宗教感情）撤消國家、統一種族，最終墮入與救亡圖存背道而馳的世界主義和年夜同主義。
中學高于西學是近代國學家的瑜伽教室共識，而接收西學推動中國固有之學的內容轉換是近代國學有別于現代國學的時代特質。但具體到每個人教學場地，對于西學的選擇是年夜不雷同的。將諸子百家歸結為孔子之學一家，以儒教對抗耶教不僅是康有為、譚嗣同國學觀的分歧性，並且注定了兩人對東方文明的借鑒和接收以以太、電和力等天然科學為主。嚴復、梁啟超所借鑒的東方思惟重要是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和社會有機體論等社會政管理論，即使是天然科學也以達爾文進化論為主。至于嚴復、梁啟超和章炳麟所接收的斯賓塞、赫胥黎、康德、叔本華等人的哲學思惟則更非康有為、譚嗣同所聞。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康有為年夜聲疾呼立儒教為國教，譚嗣同斷身教無可瑜伽場地保；康有為推重儒學，譚嗣同皈依佛學。分歧的宗教觀和文明觀配合促進了兩人國學觀的差異：第一，康有為推重的儒教為儒家代言，立儒教為國教從最基礎上說是立孔教為國教。譚嗣同推重儒教并不為儒家代言，甚至明言“蓋共享會議室儒家本是儒教中之一門”。這就是說，兩人都以孔學稱謂國學，國學的具體內容并不雷同：康有為視界中的國學以儒學為母版，而儒學在譚嗣同懂得的國學中只是一個分支罷了。第二，在對文本的選擇上，康有為的第一經典是《年齡》，譚嗣同的第一經典則是《周易》。《年齡》是儒家經典，以《年齡》為第一經典表白康有為不僅為儒教代言，並且為儒家代言。在以《年齡》為元典的條件下，康有為沿著公羊學的思緒發揮孔子的微言年夜義，不僅抨擊古文經是偽經，並且借助三世說將公羊學經世致用的傳統發揮到了極致。《周易》也是儒家經典，甚至被有些人奉為六經之首，卻不是儒家獨有的，而是各家共享的。這使《周易》擁個人空間有了更年夜的開放私密空間性，也預示著譚嗣同的思惟不是沿著康有為的儒家形式展開的，而是對《周易》與華嚴宗、唯識宗和禪宗等佛學門戶的和合。第三，在對人物的選擇上，儒家情結決定了康有為對孟子、董仲舒等儒家人物的推重備至。于是，《年齡董氏學》《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孟子微》《論語注》《中庸注》《禮運注》成為他的代表作。譚嗣同的國學思惟借用《仁學》的表達方法，包含“佛書”“西書”和“中國書”三部門。就中國經典來說，排小樹屋在第一位的是《周易》，之后除了《年齡舞蹈場地公羊傳》《論語》《禮教學場地記聚會場地》《孟子》等儒家經典，還有《莊子》《墨子》《史記》等非儒家經典。就人物來說，則包含“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講座場地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一言以蔽之，在配合推尊孔子的條件下，假如說孟子和董仲舒是康有為指定的孔學明日傳的話，那么，莊子則是譚嗣同的不貳人選小樹屋，這在《仁學》中表現得尤為凸起。康有為、譚嗣同在將諸子百家歸結為孔子之學的同時，都將孔學分為兩年夜支；分歧的是，兩人所講的孔學兩年夜支的代表略有差異：在康有為那里，孔學兩年夜支分別是孟子傳承的年夜同之學與荀子傳承的小康之學；在譚嗣同那里，孔學兩年夜支則分別是“暢宣”平易近主的孟子與“痛詆”君主的莊子。對于孔學的兩年夜支，康有為捏詞年夜同高于小康，“美孟而劇荀”，同時斷言董仲舒超孟軼荀。康有為推重莊子，確定莊子作為講座場地孔子后學傳承了孔子的同等、年夜同思惟。但是，孔子后學并非康有為認定的莊子的獨一成分，事實上，康有為為莊子找到了至多五種分歧的私密空間成分歸屬。與此相分歧，莊子在康有為那里的位置遠遠遜色于孟子和董仲舒等人。譚嗣同在將孔學分為孟子與莊子代表的兩年夜支的條件下，對莊子跪拜有加——不止一次地強調莊子“實亦孔氏之真傳”“確為孔氏之明日派”，并且將莊子與佛學、《周易》彼此和合展開本身的論證。至于康有為最為推重的董仲舒，則不在譚嗣同的視野之內。
（作者單位：黑龍江年夜學會議室出租中國近現瑜伽場地代思惟文明研討中間）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