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南贛鄉約》的鄉村管理思惟
作者：龔妮麗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一日丙申
耶穌2016年9月11日
摘要：《南贛鄉約》是王陽明在江東北贛地區奉行鄉村管理的總綱領，集中體交流現了他以儒家以仁愛為本的德治思惟，以教化為主導的管理思惟以及以次序建構為導向的治理思惟。王陽明的“親平易近”、“致知己”、“知行合一”等思惟都直接影響了這部《鄉約》的制訂。在其鄉約中，他制訂了推舉約長、選賢任能，教化為主、刑法為次，整頓平易近風、禮儀教化等管理條例；共享空間還制訂了鄉約規章，維護安寧、防微杜漸，體恤平易近眾、遏制惡行等治理辦法。對南贛社會次序的建設、風俗的純化產生了積極的感化。
關鍵詞：王陽明；《南贛鄉約》；德治思惟；教化；次序建構
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為數未幾的既“樹德”、“立言”，又“建功”的年夜儒。王陽明以其“心學”思惟體系開創了中國哲學史上極為主要的心學時代，平生講學論道，創辦書院，倡“知行合一”、“致知己”，是儒家教化思惟的履踐躬行者；他以平定朱宸濠之亂的事功，緩和了明王朝的政治危機，巡撫南贛汀漳期間遵守儒家境德幻想建構鄉村次序，獲得令眾人矚目標成效。他不愧是品德、功業、文章冠絕千古的思惟家、政治家、教導家。《南贛鄉約》頒布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是王陽明在江東北贛地區奉行鄉村管理的總綱領，集中體現了他以儒家仁愛為本的德治思惟，以教化為主導的管理思惟以及以次序建構為導向的治理思惟。
一、對儒家以仁愛為本德治思惟的共享空間繼承
《南贛鄉約》的制訂與奉行，反應了王陽明對儒家以仁愛為本德治思惟的繼承和踐行。德治是先秦儒家的政管理念，其基礎原則是樹立在“仁愛”基礎上的。《禮記》記載孔子之語：“古之為政，愛人為年夜。不克不及愛人，不克不及有其身。不克不及有其身，不克不及安土。不克不及安土，不克不及樂天。不克不及樂天，不克不及成其身。”（《禮記•哀公問》）孔子將“愛人”視為施政的條件。孟子非常重視“仁愛”精力在政治中的主要感化，故提出“暴政”思惟。主張從人道本善的四端開出知己，以此為治國的基礎，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順之心、長短之心運用到社會政治領域，制訂出有利于蒼生的政策。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全國可運于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以孔孟為主流的傳統儒家主張實行德治，刑治只是德治的輔助手腕，是針對極少數惡人而設的。儒家以仁愛為本的德治思惟并非高屋建瓴的幻想境界，而是非常接地氣的。“仁愛”的本源來自瑜伽場地于對親人的愛，“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李婁上》）儒家認為血緣親情之愛是“仁愛”精力最基礎，也是最本質的體現。但這還不夠，作為“仁愛”的主要起點，還需在此基礎上向外擴充到一切人。孔子曰：“門生，進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孔子教誨門生們要貢獻怙恃，敬順兄長；誠實取信，博愛年夜眾，親近仁者，將愛人、敬人的范圍由親人、家庭擴年夜到社會領域的尊者、年夜眾。家人之愛，既是一種發自天然親感情性的愛，又是一種具有倫理品德感性的愛，由此推向沒有血緣關系的通俗年夜眾，這就是年夜愛、仁愛。儒家對修身齊家的重視，恰是因為家庭是自然親情發生的場域，也就必定是整個社會品德生長與社會次序維系的基石。修齊治平的理念，反應出以親情為基礎，由家庭擴充到社會、再擴年夜到國家、甚而全國的德治思惟。在傳統社會，這種以家庭為基礎再向外擴展的管理思惟，有用天時用了感情配合體對社會次序的自我維系和自我治理，使以仁愛為本的德治思惟能夠落實到生涯世講座場地界的泥土之中。在傳統社會，鄉村社會中的家庭、家族——血緣配合體的自我組織與治理才能是很強的，國家并不需講座場地求直接參與這種配合體的治理事務，只是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如社會動亂、品德掉范的情況下，國家氣力或儒家士年夜夫知識分子才會參與他們的治理。
王陽明制訂和奉行《南贛鄉約》，恰是處于明末社會動亂，社會次序遭遇破壞的時期。正德十一年(1516)玄月，王陽明由南京鴻臚寺卿升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就任時，正值南贛山平易近起事共享會議室不斷，他采用剿撫并施的方針停息了起事。軍事上雖然獲勝，但現實仍然嚴峻，社會次序的混亂致使人心無根，平易近風澆漓、品德規范約束力下滑，王陽明深深地覺得“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王陽明在加緊軍事行動的同時，就已著手鄉村管理的計劃。《南贛鄉約》出臺之前，他相繼發布《十家牌法告諭長者後輩》、《案行各分巡道編十家牌》、《申諭牌增立保甲長》等法規，但這些法規僅是針對治安治理采取的辦法。他認為社會次序的管理必須加強德治，還需求從整頓平易近風、施以教化、喚醒知己進手。不久他便制訂出《南贛鄉約》。
《南贛鄉約》是王陽明遵守儒家以仁為本實施德治的社會實踐，與他知己學體系中的親平易近思惟是分不開的。王陽明說:《年夜學》所謂“‘正人賢其賢而親其親，君子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平易近之所好好之，平易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平易近之怙恃’之類，皆是‘親’字意。‘親平易近’猶孟子‘親親仁平易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蒼生’，‘修己’即是‘明明徳’，‘安蒼生’即是‘親平易近’。” 王陽明認為“親平易近”就要“如保赤子”，像怙恃愛護嬰兒那樣愛護國民，“平易近之所好好之，平易近之所惡惡之”，以國民之好惡為好惡，順應民氣。“親平易近”更是要使平易近安充裕，安平易近的條件是“修己”，“修己”即是“明德”，做蒼生的地方官必須按圣賢的請求修改本身的品德，并以德為政，教學場地奉行德治。“安蒼生”便是使社會堅持穩定，使蒼生安居樂業，生涯充裕。這既是孔子的幻想，也是王陽明的幻想。《南贛鄉約》是王陽明對孔孟“安蒼生”德治思惟的具體實踐。孔子說：“修己以安蒼生，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孔子認為“安蒼生”是治國很高的標準，連圣王都還不克不及完整達到，說明這是德政中極為主要的價值幻想。在怎樣“安蒼生”的管理思惟中，孔子則提出“富之”、“教之”（《論語•子路》），一是使平易近眾充裕，二是啟發平易近眾的德性自覺。王陽明《南贛鄉約》的指導思惟恰是為“富之”而維護處所會議室出租生產次序和生涯次序，為“教之”而實施教化、純化平易近風。
《南贛鄉約》的序文，相當于諭平易近文告，開宗明義表達了其“安蒼生”的宗旨，寫道：
咨爾平易近，古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風俗之善惡，豈不由于積習使然哉！往者新平易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長者後輩所以訓誨戒飭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于里闬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可，連屬葉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惡，則我有司與爾長者後輩咸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成共享會議室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平易近，自今凡爾同約之平易近，咸宜孝爾怙恃，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逝世喪互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好，務為良善之平易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長者後輩毋念新平易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惡人矣；毋自恃為良平易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于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王陽明指出，社會次序混亂，即“新平易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的緣由，是家教因為“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他起首檢討了當局的掉職，沒有實行“安蒼生”的職責，特別是教化的無能，致使“爾長者後輩所以訓誨戒飭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于里闬者無素,……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惡”。制訂鄉約就是為了穩定社會次序，“協和爾平易近”，故必須通過教化使平易近風渾厚，從修身齊家做起，修己修德，純化家庭倫理，再拓展至鄉里，使“同約之平易近,咸宜孝爾怙恃,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共成仁厚之俗。”王陽明不僅繼承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惟，并將其心學體系中“致知己”的思惟融進此中。鄉約最后告誡蒼生：“人之善惡，由于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若呈顯善念，凸顯知己，人人都可以成圣，相反“一念而惡，即惡人”，只要不斷修德修身，自我約束，才幹存善往惡。王陽明的“親平易近”、“致知己”、“知行合一”等思惟都直接影響了這部《鄉約》的制訂。
二、以教化為主導的管理思惟
王陽明奉行《南贛鄉約》的出發點是管理混亂的社會次序，建構傑出的社會風氣。他認為長期以來，鄉村之所以出現混亂，其重要緣由是沒有效傑出的德性感染鄉平易近，“風俗之善惡，豈不由于積習使然哉！”是以，《南贛鄉約》的制訂非常重視對蒼生的教化。鄉約的註釋共十六條。內容重要觸及兩年夜部門，一是鄉村行政機構的職能范圍，包含約長的推舉任選、彰善與糾錯、疑難雜事的處理、鄉約會規、納糧當差、債務處理以及治安舞蹈教室治理等；二是風序良俗與品德規范，包含婚嫁、喪葬、集會禮儀等。王陽明盼望通過具體條款的可操縱性，實現其序文中提出的“咸宜孝爾怙恃，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逝世喪互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好，務為良善之平易近，共成仁厚之俗。”鄉約中貫穿著以教化為主導的治理思惟。
1、推舉約長，選賢任能
《鄉約》的第一款就對治理者的基礎素質作了規定：
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愛護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收支所為， 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作為鄉村次序的維護者和重要治理者，須是“年高有德為眾所愛護者”。儒家德治思惟一貫認為，賢君圣主的外王交流事功都需求以內圣德性為條件，哪怕是處所管會議室出租理，治理者也必須是品德服眾的賢者。作為具體為平易近辦事的執事，則需各有其賢能，如公直果斷者、通達明察者、精健廉干者、禮儀習熟者。選賢任能，這是治理好鄉村，“安蒼生”的重中之重，故列為鄉約的第一款。此中特別將“彰善”與“糾過”作為約長的要務，便是對鄉平易近教化的重視。
2、教化為主，刑法為次。
鄉約條款明文規定了對“彰善”與“糾過”的處理方法，其文如下：
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家教誠之道也。若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于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如有難教學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克不及改，然后糾而書之。又不克不及改，然后白之官。又不克不及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克不及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從此條款中可以看出，對鄉平易近的“糾過”，重視教化，且講究言辭用語、方法方式，所謂“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誠之道也”。例若有人不敬愛兄長，不要直接批評，只是委婉地指出，在某件事上此人對兄長的敬愛做得不夠。假如碰到或人有“難改之惡”，不要輕易檢舉，使其難堪，或因激憤他而使他加倍肆無忌憚。約長們需先暗裡與他交談，動員他自首，一路耐煩地誘導勸勉，啟發其善念，以矯正錯誤。對于耐煩說服教導仍不克不及湊效的，視其悔改覺悟的水平，采取慢慢嚴厲的手腕，交給官府處置，直至訴諸刑法。鄉約中體現了王陽明循循善導，以心法為教化的重要手腕，他遵守了儒家的教化思惟，刑治是次于教化的輔助手腕，只是針對極少數惡人而設的。聚會場地
再如鄉約中還針對改過改過的“新平易近”（指參與暴亂，后又投順朝廷的平易近眾）制訂了兩款條約。一是提出居平易近、約長應怎樣對待“新平易近”，以便有利于他們從心思上和行為上改過改過和固守天職，“各寨居平易近，昔被新平易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改過，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仇，致擾處所。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天職，有不聽小樹屋者，呈官定罪。” “新平易近”雖然曾給各寨居平易近帶來過“不忍言”之宏大傷害，但既然允許他們改過改過，居平易近們就“毋得再懷前仇”，以不咎既往的態度對待他們，以便穩定維護處所次序。另一條款是告誡“新平易近”若何改過改過，提示約長不要放松對他們的教導，“投招新平易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改過，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平易近，無以前日項目，情願下賤，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字里行間舞蹈教室透顯出王陽明以仁心管理社會的苦心。王陽明將教化與政治相結合，讓德性與規約同步發展，使品德化的自律與軌制性的他律相輔相成，則更充足發揮教化的主導感化。
3、 整頓平易近風，禮儀教化
《南贛鄉約》開篇即講座場地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風俗之善惡，豈不由于積習使然哉！”管理鄉村，必須樹立傑出的社會風氣，使鄉平易近在良俗中感染，往失落不良習氣，棄惡從善，社會天然就會進進良性軌道。鄉約具體制訂了婚喪嫁娶的行為規范，并以禮儀教化加強鄉平易近的廉恥心，增強德性自覺。有關婚嫁的條款規定：“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請求男女成年之后應及時嫁娶成婚，不克不及因聘禮不厚或嫁妝不豐而遲延時間。此條款意在剷除鄉平易近中以婚嫁為由斂財的惡習，使男婚女嫁此等人生年夜事具有嚴肅性、神圣性，并構成傑出風尚。關于喪葬的條款規定：“怙恃瑜伽教室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高文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于逝世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告誡後代，對往世的怙恃辦喪事要以誠心盡孝道，不要鋪張浪費。倡導以誠盡孝，節儉辦事，對純化平易近風具有主要感化。
儒家德治的實現方法是實施禮制，作為行為規范的禮，感化在于使人“知自別于禽獸”（《禮記•曲禮上》），培養其廉恥心、德性自覺。王陽教學明非常重視禮儀的感化，《南贛鄉約》的最后一款，是對鄉約集會禮儀的規定，從篇幅上看占鄉約註釋的二分之一，對集會的法式、步驟、禮節、場景、言辭都有詳盡的說明。如布置會場，“當會前一日，知約預于約所灑掃張具于堂，設告諭牌及噴鼻案南向。”儀式開始，鳴鼓、列隊站立、北面跪聽約警告諭等，使禮儀活動的場所、場景具有神圣感。再如約長與眾人合誦：“自今以后，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于善。如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相當于從善從德的鄉約宣誓，在特定的禮儀場景中，可強化在場者的品德意識。該條款詳盡規定了約長們當眾宣布“彰善”與“糾過”的法式。約中寫道：
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1對1教學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于眾曰:“若何?”眾曰:“約史舉甚當。”……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
約正副咸曰:“子能勇于受責這般，是能遷于善也，某等亦可免于罪矣!”乃釋爵。……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天然善積而不成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成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茍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進于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茍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于善矣！”
鄉約集會的禮儀活動非常盛大，不僅能夠凝集鄉平易近，更起到教化的積極感化。全體鄉平易近參與“彰善”與“糾過”的儀式過程，強化了廉恥心，慢慢樹立起品德自覺。王陽明深知為什么孔子將實施禮制視為德治的最基礎方法，恰如《論語•為政》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刑以強制的方法可以使平易近服從，但不克不及培養他們的廉恥之心，用德治，施以禮樂教化，則能使人產生廉恥之心，進而自覺遵照社會次序。
三、以次序建構為導向的治理思惟
王陽明一方面以教化為主導，啟發鄉平易家教近的知己，誘導他們棄惡從善，修身修德，養成品德自律。另一方面也留意運用法規，借助外力對包含約長在內的鄉平易近進行監督和約束，制訂了以次序建構瑜伽教室為導向的行為規約，以便更好地維護鄉村的社會穩定。這種以他律方法強化鄉村次序的條規，體現出王陽明對鄉村生涯次序和生產次序的熟習，以及將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思惟。
1、訂立鄉約例會規矩
王陽明制訂《南贛鄉約》并非一紙空文，為使鄉約落實和實施，必須有嚴格的紀律和軌制，故鄉約立三款規定：“同約之人每一舞蹈教室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年夜奢，取免饑渴罷了”；“會期以月之看，如有疾病變亂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訴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立約所于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年夜者為之”。這些條款看似瑣碎，實則很有需要，具體的時間、地點，資金的保證，都是鄉約執行需要的條件。
2、維護安寧，防微杜漸
鄉村次序的維護，必須及時處理鄉平易近的各種困難、糾紛、爭斗，特別要留意防微杜漸。這類條款，對治理者提出了嚴格的請求，如下兩條：
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于理濟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于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親族鄉鄰私密空間，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仇，殘害良善，釀成年夜患。今后一應斗毆不服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長短。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前一條請求約長必須幫助鄉平易近及時處理“危疑難處之事”，要負責究竟，不克不及“坐視推托”，假如掉職，要問責約長約正等人。王陽明深知不少鄉平易近走上動亂或犯法之路，有其因困頓而必不得已的緣由，假如約長們能夠及時處理鄉平易近的危疑難處之事，就不至“陷人于惡”，就能在鄉村內部化解牴觸。另一條則是針對農村中親族鄉鄰的牴觸糾紛設立的，這類牴觸是使鄉村社會次序不穩定的重要隱患，往往會因“小忿投賊復仇，殘害良善，釀成年夜患”。是以條約請求約長及時處理，公論長短，曉之以理，說服教導，若仍不悔改才交官府處理。鄉村社會次序的維護需求治理者盡心盡責，而鄉村社會基層的有用管理，對整個社會次序的穩定起著主要的感化。
3、體恤平易近眾，遏制惡行舞蹈場地
鄉中那些恃強欺弱、買賣交流不公、放債收息、陰通盜賊、迴避賦稅而拖累相鄰、上級差役魚肉蒼生等等惡行，均是形成鄉村生涯次序和生產次序混亂的隱患，鄉約中規定了相應的處理條例，同樣也規定了約長們的治理責任。從這些條例中可看出王陽明鄉村次序建構的特點，一是體恤鄉平易近，維護公眾好處；二是盡量將牴觸化解于鄉村內部。在當地年夜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的問題上，條例規定他們“合依常例”，并請求對“有貧難不克不及償者，亦宜以理量寬”，避免“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地步，致令窮平易近無告，往而為之盜” ；對“吏書、義平易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赍發者”，條例規定由約長率同呈官究查；對于“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新聞，歸利一己，殃及萬平易近者”由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這些遏制惡行的條例均體現出王陽明體恤鄉平易近，維護公眾好處的仁愛之心。在遏制惡行的條例中，均有先由約長“指實勸戒”、“勸說”、勸令其矯正等規定，之后才有“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訴訟”，“不悛，呈官究治”、“如蹈前弊，告官懲治”等處理，反應出鄉約盼望將村平易近牴觸盡量化解于本鄉之內，萬不得已才交官府處置的管理理念。
《南贛鄉約》的實行，對南贛社會次序的建設、風俗的純化產生了積極的感化。從相關縣志中可窺見其管理成效，如瑞金縣“近被政教，甄陶稍識，禮度趨正，休風日有漸矣。習欲之交，存乎其人也” ，贛縣“人心年夜約淳正，急公物納，守禮畏法……後輩有游惰爭訟者，父兄聞而嚴懲之，個人空間鄉黨見而恥辱之” 。王陽明《南贛鄉約》的鄉村管理思惟及其實踐，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惟資源和經驗啟示，對我們明天的鄉村、社區建設和治理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
責任編輯：柳君